在1982年的戛纳电影节，维姆·文德斯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拍摄计划，他邀请了所有来到电影节上的导演，给他们一个房间，一架16毫米的摄象机，还有10分钟的胶片，请他们在这台承载过他们最初梦想的机器面前，在一个观察自己又被自己观察的见证者面前，陈述自己对于“The future of CINEMA”的看法。 CINEMA，如果我们现在翻开一本中英辞典，会看见它在英文中的含义包括了“电影”与“电影院”。而在1982年的5月，时代正在将“电影”慢慢从短暂的定义中剔除，Cinema在电影发明的最初几十年里将电影与电影院捆绑在一起，然而正如我们成长的最初将爱情与婚姻当成一回事一样，岁月的行进并不会容忍最初的美好。电影院不再是电影传播的唯一选择，电视与录映带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垄断，再扩展一步来说，电影也不再是影象制作的唯一形式，人们可以开始在一台14英寸的电视机上观看仅仅是几秒钟前从月球上传来的图象。 Wim Wenders的纪录片计划邀请了这届戛纳电影节上的所有导演，其中包括了Werner Herzog（赫尔佐格），Rainer Fassbinder（法斯宾德），Steven Spielberg（斯皮尔伯格），Jean-Luc Godard（戈达尔），Antonioni（安东尼奥尼）。他们被邀请到戛纳Martinez宾馆的666号房间去完成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10分钟自由陈述，他们是一些普通人，是一些狂想者，是一些在未来即将到来的时候充满绝望与颤抖的试探的人。而当所有的导演在这个房间里完成了陈述之后，维姆·文德斯把这部纪录片称做“Chambre 666”（666号房间）。